《朕真的不務正業》[朕真的不務正業] - 第二十章 君民同耕,大逆不道

朱翊鈞二世為人,他會種地嗎?

他真不會。

唯一養活的植物是綠蘿,就是那種有點水有點土,就能養的綠蘿,最後都被他給養死了。

不會種田沒關係,大明會種田的如同過江之鯽,數不勝數,這裡是將種地刻在了骨子裡的中原,即便是在萬曆年間,舉目四望,這天底下,還有比大明人更會種田的人嗎?

朱翊鈞作為皇帝,他想要種田,組織一些經驗豐富的老農,展開對種植馬鈴薯的專項攻堅研究,其實也不是很費錢,大不了把玄武門外的萬歲山騰出來,種田就是。

就是那個種着老歪脖子樹的萬歲山,就是崇禎皇帝在最後時刻,選擇自縊的萬歲山。

種得了花花草草,自然也種得了馬鈴薯。

再不濟、再不濟,哪怕是專項攻堅研究失敗,沒有種出馬鈴薯來,那大明小皇帝,親事農桑,也表達出了自己的對農事的關注,沒有實際意義,也有很強的政治象徵意義,能引起大明朝對馬鈴薯、番薯,對這種高產農作物的關注,就是大賺特賺。

君有動作,兆億庶眾咸瞻仰,以為則,而行之也。

皇帝稍有動作,天下黎民百姓都看着,都會覺得這太陽打西邊出來了,小皇帝這是搞得哪出?多少會對馬鈴薯、番薯側目一二,一旦誰種出了二三十石,那就是生民濟世的大善事!

李太后有些猶豫,小皇帝剛給她上了弘毅的課,弘,就是心懷天下,若是那羅拱辰沒有說謊,真的有畝產二三十石的糧食作物,一旦成了,天下誰還敢說十歲人主不可治天下這等話來?

即便是沒成,那至少能說明皇帝有弘毅之心,能獲得更多的認可。

李太后想了又想搖頭說道:「還是安心向學為好,習武還能說是刺王殺駕案和祖宗之法,畢竟太祖成祖皇帝,都是武功赫赫,現在皇兒種地,真的是不務正業,朝臣群起上諫,屆時怕是難以收場。」

李太后並不想多生事端,只希望孩子能夠平安長大,順利接掌大明,也算不負先帝囑託了。

朱翊鈞仍不放棄說道:「朕一定會完成好學業的。」

「不是因為課業。」李太后猶豫了下,還是把其中的利害關係,詳細說了一下,本來李太后直接以威權要求就是,不必解釋。

但是刺王殺駕那天,小皇帝因為躲避追殺撞翻了桌椅,一開口就說,不要怪他失儀,讓李太后心有戚戚,甚至有些悲傷,這母子到底是如何處到了這個份上?

再約束嚴格些,不說明白,怕是母子相隙,產生更大的隔閡了。

朝中的大臣們,會不會因為小皇帝親事農桑而上奏,對小皇帝的言行舉止,指指點點?

會,一定會,而且是所有人,就連張居正也有可能會反對。

皇帝是天生的貴人,春天祭祀句芒的時候,象徵性的扶一下犁就夠了,最重要的是讀書,要學習四書五經,要做一個符合他們標準的好皇帝。

大明,禮教森嚴。

羅拱辰跑斷了腿,四處求爺爺告奶奶,要對洋船收稅,這稅又不是收到他羅拱辰的手裡,是給國帑,是給內帑。

月港市舶司又不是只有他一個海防同知,光是都餉館就有三位海防同知,還有都餉內官、澄海縣令、福建巡撫、巡按、福建稅課司大小主事盯着,羅拱辰收洋船的稅,落到自己口袋裡的能有多少?

羅拱辰是在給朝廷創收。

就辦這件不損害任何大明人利益,給朝廷創收的事兒,朝中都是反對者居多,國之九經修文德以柔遠人。

小皇帝居然要親事農桑,朝臣們一定會上奏言事。

這裏面還涉及到了農學和儒學之爭。

農學主張「君民共耕」和「收穫均分」,君民共耕,就是君王親自參與農事,而收穫均分,意思是所有收穫要均勻的分給所有人。

收穫均分在先秦的生產力是絕不可能達到的,類似於理想國、大同世界的政治理念。

而君民共耕,這個更是被儒家聖賢——孟子,親自駁斥過的觀點!

《孟子·滕文公上第四章》詳細的記錄了孟子如何親自跟農學陳相,辯論君民共耕的問題,以孟子壓倒性優勢獲勝,當然這是儒學的單方面記載,農學早已失去了道統。

這都先秦時代的故事了,大明儒生們,還會拿着先秦時代的爭執來爭辯明朝的道理嗎?

這不是拿着前朝的尚方寶劍,管大明朝的皇帝?

儒學士們,還真的會。

因為儒家是一個極其崇古的學說,儒學士是一個極其崇古的集體,群臣上奏,最喜歡乾的第一件事,就是法三代之上,一張口,就是堯舜禹如何如何,似乎不如此引用一番,就顯得自己沒學問一樣。

皇帝親自種地,那天下的肉食者們,豈不是人人都要種地?

這打的就是儒家大聖人孟子的臉,打的就是天下儒學生的臉。

君民同耕,大逆不道!

李太后是不懂學問,但是她懂大臣,這些個大臣們沒事還想說教一番,更別提有事了。

李太后和陳太后,兩宮太后,對腐儒頗為不滿,陳太后更是覺得朝中大臣,是拿着儒家那些條條框框約編了一個筐,把皇帝放了進去,大臣不過是藉著聖賢二字,約束皇帝。

那些個深受儒家教育的大臣們、勢要豪右們、縉紳們,對儒學經典,但凡是有一點恭順之心,還能置國家不顧,不弘只毅,就知道矢志不移的挖大明的牆角?

李太后語重心長的解釋了一番原因,若是皇帝真想做,也可等到長大了,等到了親政時候再做。

朱翊鈞全然了解李太后的擔心,點頭說道:「孩兒知道了。」

他回到乾清宮內殿寢室之後,既沒有讀聖賢書,也沒有思考晉黨之事,而是在思慮着,如何把種植馬鈴薯、番薯這件事推行下去。

朱翊鈞連收洋船的稅都顧不上,全部的心思都在這馬鈴薯、番薯之上。

他在短暫權衡之後,就決定一定要走下去,而想要擺脫君民同耕的禮教束縛,這件事的關鍵先生,不是旁人,正是張居正。

張居正掌控內閣,若是他能夠堅定的支持自己親事農桑,君民同耕,那這件事未必不能成行。

張居正不是個傳統的、守舊的、迂腐的、冥頑不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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